罗纳德·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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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又译为朗奴·列根或隆納·威爾森·雷根），美国政治家，第33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1967年-1975年），第40任总统（1981年-1989年）。在踏入政壇前，雷根也擔任過運動廣播員、救生員、報社專欄作家、電影演員、電視節目演員、和勵志講師，並且是美國影視演員協會（Screen Actors Guild）的領導人。他的演說風格高明而極具說服力，被媒體譽為“伟大的溝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 雷根在1980年的選戰中擊敗了現任的吉米·卡特，同時共和黨在那年選舉中也贏得了26年來首次在參議院過半數的席次。雷根推行的經濟政策為供應面經濟學，被人稱為雷根經濟學，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擴大軍費開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以暫時解決社會福利的問題，排除了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使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1982年的急遽衰退後，於1982年開始了非常茁壯的經濟成長。在國內議題上，雷根並沒有成功的解決如社會福利和墮胎等問題，但他也經由最高法院及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任命而轉移了聯邦的司法權。他始終強調他對於聯邦政府在處裡問題上的能力抱持著懷疑態度，尤其是在經濟問題方面。他的解決方式是撤回政府的干涉並減少稅率和撤銷管制，以此讓自由市場機制能自動修正所面臨的問題。他在就職典禮那天說道：“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他的支持者盛讚他振奮了美國人在1980年面臨的低昂士氣和挫折感，並且讓積極不干預的資本主義體制超越政府的管制。在對外政策上，他大幅度擴張軍備，對蘇聯的政策則由原本的圍堵改為直接的對抗。雷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貫徹了反共主义與民主資本主義。 雷根任內也經歷了數次嚴重的政治醜聞—並導致不少官員和幕僚被定罪，但他仍然得以安然度過這些危機。 許多的觀察家，尤其是美國的保守派，稱讚雷根是美國得以拖垮蘇聯的主要功臣。歷史學家對此還沒有形成共識，一些人認為雷根是使蘇聯於1991年垮台的主要推手[1]；一些人則認為蘇聯於他任內開始的轉變，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巧合。[2] 在雷根兩屆任期結束後，同黨的乔治·H·W·布什於1988年的選戰中，挾著雷根的高昂人氣而大獲全盛，為共和黨60年來首次成功接任的總統。雷根的總統任期影響了美國1980年代的文化，80年代常被稱為“雷根時代”。 他也是唯一一個遭到刺客以子彈擊中（1981年3月30日）而得以存活的美國總統。1989年退休後雷根定居於加州，在罹換阿兹海默症的10年後，於2004年死於肺炎，享年93歲，並獲得了隆重的國葬。
[编辑] 早年生涯
雷根生於1911年2月6日，在伊利诺伊州坦皮科的一棟公寓裡。父親是天主教的愛爾蘭裔人約翰·“傑克”·雷根（John "Jack" Reagan），母親是蘇格蘭-愛爾蘭及英國後裔的妮爾·威爾森（Nelle Wilson）。他父親一方的曾祖父Michael Reagan於1860年代自愛爾蘭移民至美國。在他移民之前，家族姓氏原本為Regan。他母親一方的曾祖父John Wilson，則是在1840年代從蘇格蘭移民至美國。 雷根全家在經過數次遷徙後，於1920年定居在伊利诺伊州的狄克森市（Dixon）。在1921年雷根10歲時，雷根在他母親所信仰的基督会教堂受洗（不過雷根的哥哥Neil，則跟隨父親成為天主教徒）。在1924年，雷根開始就讀狄克森市的北方中學（Northside High School），雷根往後也都自稱狄克森是他的故鄉。 在1927年雷根16歲時，雷根在狄克森週遭的羅克河（Rock River）畔的Lowell Park找了一份救生員的打工工作，他在那裡擔任救生員長達7年，據說拯救了77名溺水者。雷根後來還開玩笑說這些溺水者都沒有向他道謝過。未來雷根對這段成就相當自豪，還會向白宮的訪客們展示掛在總統辦公室的羅克河照片。 
雷根在1928年進入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學院（Eureka College），主修經濟學和社會學，並在1932年畢業。身為學院新生他加入了一次反對減縮學院開支的罷課。在1929年雷根加入了Tau Kappa Epsilon兄弟會，後來他回憶起來，認為加入兄弟會的這段經驗是學院生涯裡最難忘的回憶。他很少花時間在課業上，只拿到了中等的成績，但他卻是校園裡許多俱樂部和運動隊伍的領導人，而被稱為“校園裡的大角色”。 雷根有著演講和演戲的天份，這些天份使他被選為那次學生罷課上的新生演講人。在1932年，雷根先後在愛荷華州的WOC廣播電台、WHO廣播電台擔任運動播報員，負責播報芝加哥盃棒球賽，僅依靠著球場傳來的收報機文字訊息，在廣播室裡以他的想像力來報導比賽進行的情況。有一次比賽進行到第九局時收報線突然故障，但雷根仍流暢地虛構比賽進行的情況，直到收報線修復為止。 [编辑] 好萊塢在1937年，當雷根在加州擔任芝加哥盃進行前的棒球春訓播報員時，他進行了一次試鏡，獲得在華納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 studio）7年的契約。雷根清晰的嗓門、逍遙自在的風格、和運動家的龐大體型使他相當受觀眾歡迎；他擔任的角色大多是B級片裡的男主角。他演出的第一部電影是在1937年的Love Is on the Air。到了1939年結束時，他已經在19部電影裡演出過。在他擔任Knute Rockne, All American中他飾演足球隊員George Gipp，由於一句著名的台詞“去替Gipper贏一球！”而獲得了Gipper這個伴隨他一生的暱稱。雷根自認為為最好的演出是在1942年的Kings Row，飾演一名被截肢了的年輕人，後來他還使用裡面的台詞“我剩下的身體在哪裡？”來作為他自傳的標題。其他雷根演出過的著名電影還包括Tennessee's Partner、Hellcats of the Navy、This Is the Army，而在Bedtime for Bonzo中則因為他是和一隻黑猩猩合演而遭廣泛嘲笑。好萊塢的星光步道（Walk of Fame）上也留有他的印記。 
雷根於1935年被任命為美國陸軍的後備軍官，並在1941年11月被召集，但由於眼睛患有亂視而沒有成為第一線戰鬥人員。在珍珠港事件後，雷根中尉被分派至陸軍航空隊的電影小組，製作訓練和教育用的影片，以充分發揮他演戲的經驗。他一直待在好萊塢直到戰爭結束。 在1950年後期雷根較少擔任電影角色，改為擔任電視節目的演員及主持人。雷根在超過50部電視劇中演出過。他在1954年與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一起在Out of the Night中的演出卻相當聲名狼藉。雷根並於1947年直到1952年、以及1959至1960年間擔任了美國演員協會的主席。在1950年後期的其中一年裡，雷根賺進了高達$125,000美元（大約是2006年的$800,000美元）。他最後一次正規的演出是在Death Valley Days裡擔任主持人和演員。最後一次電影演出則是在1964年的The Killers—以欧内斯特·海明威所寫的短篇故事改編的電影。在電影中雷根飾演一名幫派的頭目，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的電影。本來這是拍攝作為電視播放的，但由於太過暴力而改為電影。 [编辑] 婚姻雷根於1940年1月24日與女演員珍·惠曼（Jane Wyman）結婚；他們於1941年生下女兒Maureen，1945年收養了1名男嬰Michael；接著在1947年生下1名女兒Christine，但出生後不久便死去。他們於1948年離婚。（雷根是唯一一個曾經離婚的美國總統） 雷根於1952年3月4日再婚，娶了演員南希·戴維斯（Nancy Davis），在同年11月21日生下女兒Patti。在1958年他們生下第二個孩子Ron。 [编辑] 早年政治生涯雷根原本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擁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他所推行的新政。在1940年代後期他是哈利·S·杜鲁门的支持者中最知名的一個。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改變為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堅定保守派，並且在1976年說道：“新政的基礎根本就是法西斯主義”。他在政治上最先擔任的角色是美國演員協會的主席，演員協會包含了大多數好萊塢的演員，但雷根宣稱演員協會已經被共產主義滲透了。在這種立場上，他向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作證共產主義對好萊塢的滲透。他也暗中監視一些他認為抱持著不忠誠態度的演員，並向聯邦調查局密報，他的代號是“Agent T-10”，不過他沒有公開譴責他們過。他在公開言論上反對於好萊塢設立黑名單，但在私底下他和第一任妻子珍·惠曼曾於1947年與聯邦調查局幹員會面，告知一些被他們認為“有嫌疑的破壞份子”。 由於相信共和党更有能力對抗共產主義，並相信他這樣做能獲得更多政黨的支持，雷根逐漸放棄民主黨的傾向，開始支持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1952年和1956年的艾森豪、和1960年的尼克森。 [编辑] 州長任期
在1966年雷根當選了第33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擊敗連任兩屆的派特·布朗（Pat Brown）；並在1970年的選戰中成功連任，但他選擇不再連任第三屆。雷根在1967年1月3日宣誓就任加州州長，在他第一屆任期中，他停止政府雇用更多人員，但也批准提升稅率以支撐預算。雷根對當時反越戰的抗議活動採取強硬路線。在1969年於柏克萊加州大學校區的人民公園（People's Park）進行的抗議行動中，雷根直接派遣了2,200名國民警衛隊前往鎮壓。 
在1971年，他與民主黨的議會會長鮑伯·莫瑞迪（Bob Moretti）合作改革加州的社會福利。雷根稍早曾反對在1964年的民權法案，和1965年的民權法案投票。但他後來改變了立場，並認為民權法案“如果必要的話，必須動用軍事力量來執法”[1]。雷根也反對建立更大的聯邦水壩—Dos Rios水壩，以免水壩會淹沒溪谷的印地安人農場。後來雷根和家人一同進行夏季登山，前往考察內華達山脈一處被提議建造高速公路的地點，考察後他便宣布放棄建造的計畫。在死刑的議題上，他強烈支持維持死刑，加州最高法院卻在People v. Anderson一案的判決中使得1972年以前於加州的死刑宣判全部無效，儘管這個判決後來被憲法修正案所推翻，但這次判決成為雷根任內最大的挫折。儘管雷根支持死刑，但他在任內頒布了兩次赦免和緩刑命令，在雷根之後都沒有加州州長如此赦免死刑囚犯過。雷根任內唯一一次死刑執行是在1967年4月12日，在那次死刑後加州直到1992年為止都沒有再執行死刑過。 雷根任內還廢除了公共的精神病醫院系統，改以社區為基礎的住宅及醫療來取代非自願的強制住院，因為他認為那是違反公民的自由。不過從雷根任內開始直到其他的繼任者，這種以社區為基礎的設施一直沒有充分實現過。 雷根也是第一個以商業用噴射機來作公務旅行的州長，加州政府從塞斯納飛機公司（Cessna）取得了一架先進的噴射機。他的飛行員Bill Paynter在與雷根相識不到6個月內便改為支持共和黨，他常告訴別人雷根在私底下的表現就跟在電視上一模一樣，沒有絲毫虛偽。他也說雷根不像其他的政府官員或公司領導人，雷根會詢問他是否方便更改預定的飛行計畫，以免耽擱他的幕僚們與家人團聚的時間。雷根表現出他將那些替他工作的人和他們的家人都當作自己的家人一般。同時雷根的詢問也表現了他對於飛行員的經驗和專業的尊重。 [编辑] 總統選戰[编辑] 1976年總統大選雷根於1968年首次參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選舉而沒有成功。他在1976年再次參與，對手是現任的杰拉尔德·福特，這次提名選舉是雷根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刻，杰拉尔德·福特被視為是當時共和黨內的元老，但雷根再次於全國代表大會中以幾票之差落敗。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雷根發表演說，闡述核子戰爭的危險及蘇聯在道德上的威脅，聽完他動人的演說後，許多人還表示“很後悔投錯票了”。 197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福特被吉米·卡特擊敗。當選舉結果出爐後，選舉團依據大選結果進行投票時，出乎意料的有一名共和黨的選舉人麥克·帕頓（Mike Padden）沒有依照誓言投給福特，而轉投給雷根。有些人認為這突如其來的一票鼓勵了雷根於1980年再次競選，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獲得證實。 [编辑] 1980年總統大選
在1980年雷根終於贏得黨內的提名選舉，成為總統候選人。儘管雷根在最早進行投票的愛荷華州黨部會議中輸給了乔治·H·W·布什，但他在接下來其他各州的投票中大獲全胜。在全國代表大會中，雷根原本尋求杰拉尔德·福特搭檔副總統，但最後沒有實現。相反的雷根選擇了提名選舉中的對手乔治·H·W·布什作搭檔。 布希有著許多雷根沒有的特質—終身的共和黨員、戰場的老兵，以及曾經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美國駐中國辦事處的處長、和聯合國大使的國際經驗。與雷根比起來，布希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立場較偏向溫和派，例如布希就曾將雷根所主張的30%的全面減稅政策稱為“巫毒經濟學”。 
在選戰中，威廉·凱西（William J. Casey）主掌雷根陣營的競選計畫，他的策略是瞄準當時伊朗人质危机的議題；新聞媒體每天持續報導卡特政府在拯救人質上的無能失敗，許多分析家認為這是導致卡特敗選的主因。同時，卡特也無能解決當時高漲的通货膨胀和失業，經濟成長遲緩，不穩固的石油市場使加油站前大排長龍，更讓選民察覺到美國在國防上的弱點。在談到經濟時雷根如此說道：“我告訴你們我不能使用蕭條這個字眼。讓我來告訴你們這些定義，經濟的衰退是指你的鄰居失了業，經濟蕭條則是指你也失了業。而經濟開始復甦指的則是—卡特已經失業的時候。” 雷根在電視辯論上的表現也提升了他的選情，辯論中他看起來比卡特更為自在。當時正是美國通貨膨脹和銀行利率急速高漲的時期，在回答觀眾的問題時他做了非常有力的回答：“你覺得你現在的生活比四年前要好嗎？” 選舉的結果雷根在普選上獲得43,903,230票，比卡特的35,480,115票高出了10%。而在選舉人票上雷根則獲得壓倒性勝利，囊括489張選舉人票，卡特則只獲得49張。同時那年的選舉還使共和黨在參議院一舉增加了12個席次，成為參議院的多數黨，倒轉了28年來民主黨在參議院保有的多數地位。 
[编辑] 1984年總統大選在競選連任的198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雷根以壓倒性勝利擊敗華特·蒙岱爾(Walter Mondale)，贏得50個州裡的49個州（蒙岱爾只取得他的老家明尼蘇達州和華盛頓特區）。雷根獲得將近60%的選票。 雷根贏得連任的機會一直相當穩固，蒙岱爾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演說被視為失誤連連，在演說中他說道：“雷根會提升稅率，而我也會這樣做。但他不會告訴你，而我會。”[3] 雷根在德州的達拉斯接受了共和黨的提名，藉著當時美國經濟的復甦而支持度高漲。同時他在當年夏天親自揭幕了洛杉磯奧運會，成為第一位親自揭幕夏季奧運的美國總統。 1984年的選戰也使雷根做出他最著名的失態之一，在他於電台準備發表演說時，沒有察覺到播音已經開始而開玩笑道：“我親愛的美國人們，我很高興的告訴你們今天我簽署了一項法案，將會宣布俄國永遠為非法狀態，我們在五分鐘後開始轟炸。”[4]一些人認為在美蘇處於如此緊張的狀態下發表這種言論，是一件大錯誤；一些人則引用雷根的話來質疑雷根在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上的現實認知。其他人則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在錄音室裡意外流出的幽默笑話罷了。這段錄音後來還被樂手Jerry Harrison和Bootsy Collins改編為舞曲“五分鐘”。
[编辑] 總統任期1981-1989[编辑] 國內政策[编辑] 经济领域當雷根就任後，他首先必須解決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當時美國經濟面臨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將使得經濟計畫相當難以預料）以及20%的銀行利率（使得大多數人難以抵押貸款），將近8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勞工的平均時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聯邦政府徵收的個人稅率平均則高達67%。國債則將近1萬億元。雷根在經濟上被視為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主張減稅、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管制，但當時沒有人清楚他要如何進行，也不確定由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會不會支持他。 
1981年的夏季，聯邦政府機場的大量航管人員由於薪資問題和工作環境的爭議，由飛航管制員工會（PATCO）領導發起了違法的罷工。雷根依照事先聲明的警告，開除了所有參與罷工的航管人員。由於這個工會是80年大選中少數支持雷根的兩個工會當中的一個，雷根這項動作在政治上引起宣然大波。 雷根第一屆任期的主要目標便是復甦美國的經濟，當時美國經濟處於所謂的滞胀（停滯的經濟發展和高通貨膨脹）。雷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政府對石油價格的控制，以恢復國內在石油生產和探測上的市場動力。[5]為了解決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雷根支持了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以戲劇性提升銀行利率來達成減縮貨幣供應量目標的計畫。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描述當時雷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貨膨脹，金融的管制和短暫的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6]。雷根利用緊縮貨幣供應配合全面減稅的方法來刺激商業的投資（依據雷根的說法：“芝加哥經濟學派、供應面經濟學，隨便你怎麼稱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稱它為雷根經濟學，直到它開始生效為止...”）[7]。雷根的對手嘲笑這是“巫毒經濟”、“涓滴效应”、和“雷根經濟學”，但雷根成功的展開全面的減稅。 為了終結通貨膨脹而緊縮貨幣的供應，使美國經濟在1981年7月開始急劇的衰退，並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8]。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年-1982年的衰退後，於1983年開始戲劇性的經濟復甦，雷根政府主張減稅幫助了經濟的復甦、製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最終將使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稅收，從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億美元大幅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而雷根政府新的軍事戰略增加了大量軍事預算，則導致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一些批評家則認為，這種將預算大幅投注軍事產業的政策事實上屬於古典的凱因斯經濟學，並認為接踵而來的經濟成長並非減稅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結果。 當時由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則反對雷根如此減縮社會福利和其他國內的支出。 
由於警覺到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雷根指派了阿伦·格林斯潘領導社會福利改革，擬出了減緩社會福利支出的計畫。隨著年齡的增長，從社會福利取得的津貼也會隨之緩慢增長（也配合著逐漸增長的國民平均壽命），使這套制度在接下來50-70年內不會超出政府的負擔能力。這套計畫也藉著提升社會福利的工資稅比率來增加政府的稅收。 為了解決預算赤字，雷根政府大量由國內和國外貸款國債，到雷根第二屆任期時民間所持有的國債已經從1980年佔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從1963年以來最高的紀錄。在1988年國債總計2.6萬億美元，向國外的借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美國也從原本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借債國。[2] 雷根的經濟政策拉大了貧富間的差距；然而，在雷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编辑] 艾滋病政策雷根政府被同性恋权利運動及其他人批評沒有迅速處裡當時崛起的HIV-艾滋病。白宮在1982年10月第一次討論起這種疾病；雷根則在1985年的記者會上第一次公開討論政府處裡這個疾病的措施。 儘管遭受批評，雷根在任內支出了570億美元以對抗HIV和愛滋病，大多數資金都投注至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HIV和愛滋病研究上的資源於1983年增加了450%、1984年增加了134%、85年增加了99%、和86年增加了148%。在1985年9月雷根說道：“包括我們在86年的預算，我們已經投注超過5億元在愛滋病的研究上，我確定其他醫學團體也在同步進行這些研究。我們今年有1億元預算，明年將會有1.26億元，所以這是我們放在第一優先的問題。這場疾病的嚴重性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必須找出疾病的原因。”到1986年雷根已經投注大筆經費在愛滋病的預防和研究上，並宣稱愛滋病“是我們在健康與人類服務部的公共卫生上排在第一優先的疾病。” 雷根在愛滋病和同性戀權利上的政策一直廣受爭議，甚至直到他任期結束後仍然是爭論的話題。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經支持鸡奸法，反對保障同性戀的反歧視法，他所指派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也可能助長了在1986年的鮑威爾斯對哈德維案（Bowers v. Hardwick），維持了喬治亞州反雞姦法的合法性。不過，他在1984年反對了由加州議員所發起的禁止同性戀者擔任教職的倡議。在1984年，他成為第一位邀請了公開的同性戀伴侶至白宮的總統。在一次少見的針對愛滋病的公開發言中，雷根說他相信科學加上道德的節制是避免愛滋病的最好方法。 雷根也在另一場有關愛滋病的少見爭論裡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研究員羅伯特·加羅（Robert Gallo）與法國科學家路克·蒙塔尼埃（Luc Montagnier）都宣稱是自己發現了人類免疫不全的病毒（HIV），並各自為其命名，這場爭論最後終於由雷根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談判達成共識，讓兩人和其團隊在名稱上都佔有同樣的功勞。這次事件相當的罕見，忽視了在科學上命名的根據，也是第一次在生物學上的爭論竟上升到政治的層次。顯然的，蒙塔尼埃和雷根了解到兩個大國不該為了這個議題而產生爭執。 [编辑] 堕胎雷根強烈反對堕胎，他出版了Abortion and the Conscience of a Nation一書，書中他指責墮胎是對生命的不敬。許多保守主義的激進份子認為雷根是歷史上最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總統。不過，兩個由他指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和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在羅對偉德案（Roe v. Wade）中投票判定反墮胎的法令違反了憲法。在雷根身為州長時，也將自由墮胎的權利寫入加州法令中。 [编辑] 其他政策/改革雖然雷根的第二屆任期最顯著的是外交上的政策，但他也主導了許多重要的國內法案。在1982年，雷根簽署法案使1965年的選舉權法（Voting Rights Act）得以延長25年期限—儘管在1980年的選戰中他曾經反對延期[9]。這項法案保護了盲人、殘障者、和文盲的投票權。 其他重要的法案還包括1986年的稅賦改革法令，和1988年的公民自由法案—包含了對二戰中被拘留的日裔美國人的賠償。雷根也立法授權對牽扯至贩毒的謀殺行為判處死刑。 米爾頓·佛利民提出了雷根任內每年聯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 紀錄了聯邦政府每年發布的法規與管制公文）的數量來說明雷根反對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6]。自從1960年代以來，每位總統每年的聯邦公文數都持續增加，但在雷根上任後發出的聯邦公文急遽減少，證明了雷根對政府管制的反對態度。聯邦公文的數量在雷根任內都只維持小幅度增長，直到雷根離任為止才又開始大量增加。 [编辑] 外交政策和介入
雷根是第一位主張共產主義將會垮台的世界領導人。在1983年3月3日他說道：“我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可悲而怪異的一頁—仍在進行中的最後一頁。”當時西方對蘇聯的主流看法是，蘇聯新的一批世代即將來臨，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們合作。但雷根則主張蘇聯正处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他打算藉由切斷蘇聯與西方的科技交流來使這種危機加大。認為蘇聯最惡劣的是“與人類歷史的潮流相背，抹滅其人民的自由和尊嚴。” 美國學者對冷戰結束的正統觀點是這樣的“由於自由和民主的西方國家持續的在軍事地位上、意識形態的動力上和經濟系統上保持優勢，最終導致蘇聯的投降和冷戰的結束。這些因素顯露了共產主義在道德上的非法性並突出了其經濟上的停滯。”（Salla and Summy, p 3）這種觀點都能被共和黨（強調雷根扮演的角色）和民主黨（強調杜魯門、甘迺迪、詹森和卡特長期以來的圍堵政策）所接受。這種看法也被東歐國家所廣泛接受。舉例而言波蘭團結工會的領導人列赫·瓦文薩（Lech Walesa）在2004年時便說：“當談到羅納雷根時，我必須以我個人的角度來談他、我們在波蘭的人都會以我們的角度來談論他。為什麼？因為我們所得到的自由是他給予的。”西德的總理[3]赫尔穆特·科尔則說：“他的出現是這個世界的幸運。在雷根呼籲戈巴契夫推倒柏林圍牆後的2年，柏林圍牆就真的倒了，而11個月後德國便統一了。”愛爾蘭首相伯蒂·埃亨（Bertie Ahern）說：“雷根總統是共產主義的堅定抵抗者，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終結了共產主義以及二戰後歐洲的分裂”後來於1989年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說道：“他是個抱持著堅定原則的人，毫無疑問是他促使了共產主義的垮台。”[4] 雷根選擇強硬地與蘇聯直接對抗，而不像前幾位總統如理察·尼克森、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採取緩和政策。在假設蘇聯已經沒有能力投注比美國更多軍事預算的情況下，展開了新一波的军备竞赛，他努力使冷戰在經濟上和表面上激烈化。 雷根政府以“唯有實力才能獲致和平”為名的政策進行大規模擴軍，這個名稱是為了對照西奧多·羅斯福的強硬外交政策和他的名言“說話溫和，手持大棒（意味軍事實力）”。雷根政府新設立的對蘇政策以贏得冷戰為最終目標，這個戰略被命名為NSDD-3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Directive），這個戰略概述了雷根計畫在三個戰線上對抗蘇聯：經濟上—減少蘇聯獲取高科技技術的機會並減少其資源，包括壓低蘇聯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值；軍事上—增加美國的軍事支出以鞏固美國在談判上的立場並迫使蘇聯轉移更多經濟資源至軍事用途上；以及秘密地—支援全世界的反蘇聯勢力，從阿富汗的反蘇聯游擊隊，到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這同時也被索罗斯和教廷所支持）。雷根並提出了主動戰略防禦計畫，稱之為“星際大戰”，以外太空為基礎建立的飛彈防禦網。這通常被美國以外的國家視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它將可能抵銷蘇聯對美國“保證互相毀滅”的能力—理論上將能使美國發起核戰的第一擊而躲過接下來的蘇聯反擊；由於感受到可能因此失去軍備競賽中的平衡地位以及世界的戰略根基，蘇聯的領導人和人民對於情勢越來越沮喪。在1986年10月雷根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在冰岛會面，會中戈巴契夫急切的希望美國取消這種防禦的、同時也是攻擊性的飛彈防禦網。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在新當選的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總統領導下宣布脫離蘇聯獨立，其餘的蘇聯加盟國也在1991年陸續宣布獨立，蘇聯於是正式瓦解。玛格利特·撒切尔對此描述道：“雷根不開一槍便贏得了冷戰。” 雷根主張美國經濟開始復甦了；快速電腦化的經濟、高科技的技術是主要力量，但蘇聯在這方面遠遠落後，甚至連南韓的高科技也超越了它，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落後。雷根進一步禁止美國和盟國對蘇聯輸出高科技技術，使蘇聯處境更為惡劣。有一段時間當石油價位極高時，這種落後由於蘇聯輸出了大量石油而得以掩蓋，但這個優點在1980年代初期也喪失了。要和西方國家進行經濟競賽顯然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戈巴契夫開始了這次改革，他期望新政策中的開放性（glasnost）和新思維（perestroika）能夠重新復興蘇聯經濟，但這些改革卻得不到解決的方法、反而產生更多對蘇聯體制的不滿。雷根的大規模擴軍行動和他強硬的反蘇言論，造成蘇聯在1983年北約的例行演習（Able Archer 83）中產生近乎恐慌的反應，雖然這次核戰的危機隨著演習結束而迅速平息，但這次演習也顯示了雷根的強硬態度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一些歷史學家如Beth B. Fischer在他所著的The Reagan Reversal裡主張這次危機對雷根的政策有著深遠影響，使得他的對蘇態度從直接對抗轉變為和睦友好的政策。 在歐洲國家領導人當中，他最主要的同盟國、同時也是他要好的朋友是英國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撒切尔也支持雷根對蘇聯的威懾態度。 儘管雷根與蘇聯簽訂了限武條約如中程核子武器條約（INF）和裁減戰略武器談判（START I），雷根依然進行著星際大戰計畫，部署外太空為基礎建立的飛彈防禦網，以環繞地球的軍事衛星來攔截飛彈，使美國能在核子大戰中不受損傷。批評家認為這項計畫是不切實際的、而且也違背了反彈道飛彈的條約，支持者則認為這項計畫能迫使蘇聯投入更多無法負擔的軍事支出。事實上，蘇聯也曾嘗試著自行建立起一套類似的系統，或至少同時經由限武條約來減緩與美國間的軍事差距。最後蘇聯在後者上表現的較為成功，由於試著追上美國的軍事和研究開發經費（不只是星際大戰系統）而嚴重損害了原本已經不穩固的蘇聯經濟，這也被認為是導致蘇聯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於反共產主義團體（包括武裝的反共產政府暴動）的支援也是雷根的政策之一，他的支持者稱之為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在這項政策下，美國支援那些被他們稱為自由戰士的團體—也被反對者稱為恐怖份子的團體—例如阿富汗的反蘇聖戰游擊隊（mujahideen）、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擊隊（Contras）、安哥拉的納斯·薩文比（Jonas Savimbi）的反抗勢力，對抗那些由蘇聯或古巴支持的政府。雷根政府也資助歐洲的反共產主義團體例如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並採取強硬路線對抗柬埔寨的共產政權。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的資金來自於秘密販賣武器給伊朗的利潤，後來引發了伊朗门事件，使尼加拉瓜政府得以向国际法院提起控訴。 雷根政府強硬對抗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恐怖團體，真主黨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開始綁架美國公民並攻擊平民目標。雷根政府也強硬對抗在西岸地區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較具爭議性的是雷根將萨尔瓦多的FMLN和洪都拉斯的游擊隊戰士也視為恐怖份子。他也將南非反種族隔離制度的武裝派系非洲之矛（Umkhonto we Sizwe）視為是恐怖份子組織。 雷根在任期中對於萨尔瓦多右翼政府的支援相當具爭議性，因為他擔心FMLN可能會在薩爾瓦多內戰中獲勝。這場戰爭導致75,000人死亡、8,000人失蹤和一百萬人無家可歸。不過雷根原先所保證的民主選舉進程也獲得一部分成功。 在聯合國下令於黎巴嫩進行限期的多國部隊託管後，800名美軍陸戰隊被派遣至貝魯特以撤離巴解部隊。在1982年9月16日於貝魯特發生了薩布拉-夏蒂拉大屠殺（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造成數百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後，雷根組織一支新的多國部隊。在積極的外交行動後終於達成了黎巴嫩與以色列間的和平協議。不久後美軍部隊開始撤離，但卻在1983年11月23日發生了汽車炸彈對美軍軍營的攻擊，造成高達241名陸戰隊陣亡。雷根稱那天是他的總統任期和生涯裡最悲傷的一天。 小島國家格林纳达於1983年發生了共產政變，雷根迅速命令美軍入侵格林纳达，推翻了新成立的共產政權。 在1980年爆發的两伊战争中，美國最初保持中立，後來逐漸牽涉其中。有時候美國同時支持兩方，但主要是支持伊拉克，因為美國認為伊拉克總統萨达姆·侯赛因比起伊朗領導人霍梅尼對於區域安全的威脅性較小。亨利·基辛格指當時美國的政策是“不能讓任何一方輸”。美國擔心若是伊朗勝利會鼓舞阿拉伯國家中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將可能導致非宗教的政府被推翻、進而危及西方國家在當地的公司，如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和科威特等地。最初伊拉克的軍事勝利後戰局開始倒轉，1982年伊朗可能獲得勝利，美國政府這時試圖切斷伊朗政權取得武器的門路（但稍後又開始船運武器給伊朗而導致了伊朗门事件）。美國也提供伊拉克的軍事政權許多情報資訊和金融上的支援。美國政府也允許了一些能夠被用作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軍商兩用貨品”船運至伊拉克，伊拉克以農業用品、醫療研究和平民用途等名義進口這些貨品，卻被侯赛因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計畫。 在支援伊拉克的同時，雷根政府也秘密的進行軍武販賣以資助在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擊隊，這導致了伊朗门事件醜聞。雷根公開承認他對這項秘密計畫並不知情，並迅速召集美國獨立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進行調查。最後10名雷根的政府幕僚被判罪而被迫辭職。雷根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被控告作出偽證，最後在審判開始前一天取得了乔治·H·W·布什的特赦。歷史學家在2006年提出的一份報告將伊朗門事件列為美國總統犯過的最嚴重錯誤中排名第9的事件。[10] [编辑] “偉大的溝通者”雷根由於他在表達概念時的口才和帶有的獨特情感而被譽為“偉大的溝通者”。這些口才技巧來自於他擔任演員、電視和廣播節目主持人、和政治家時逐漸培養的經驗，同時身為總統也雇用了技巧高明的演講稿撰稿者以進一步發揮他的魅力。雷根的修辭技巧是相當多變的，他運用強烈、甚至是意識形態的言詞來指責蘇聯和共產主義—尤其是在第一屆任期時。 但他也能喚起人們將美國視為自由捍衛者的印象和觀念。在他於1964年11月27日的演講中他將演講題目取名為“一個選擇的時代”（A Time for Choosing），重新引入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廣為人知的著名用詞“命運的結合”（rendezvous with destiny）。其他演講中他稱美國為“山巔上的光輝城市”（shining city on a hill）、稱美國人為“慷慨大方、具有理想的、大膽勇敢的、正派的和誠實”的市民並且擁有“夢想英雄目標的權利”。[11] [12] 1986年1月28日，在得悉挑戰者號意外墜毀後，他延遲了他的新年國情咨文演說並改向全國發表關於意外的演說，在演說中他形容那些罹難的太空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這也不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因為就在今天早上，他們準備出發並且向我們揮手道別，接著‘脫離了陰沉的大地束縛’而‘觸摸了上帝的臉龐’”[13]（在這演說中雷根引用了美國詩人John Gillespie Magee的著名詩句） 或許是雷根的幽默，尤其是他的俏皮話，消除了他的對手的力量並使他廣受大眾喜愛。在1984年總統選戰語華特·蒙岱爾(Walter Mondale)的電視辯論中，在討論到他的年紀時他如此妙語道：“我不會以我的年紀來作為選戰的議題。我不會以此作為政治目的，來彰顯我的對手的年幼和缺乏經驗。”談到他的職業時他開玩笑道：“政治不是什麼糟糕的職業。如果你成功了將會獲得許多獎勵，如果你可恥的失敗了那你也可以出版一本書。” 雷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注意到他“開朗的樂觀態度”，使他比前幾任總統更受歡迎。如吉米卡特時常保持微笑，但卻是嚴肅的笑容。雷根有一次如此說道：“領導者的教訓是相同的；要辛勤的工作、了解事情的真相、樂於傾聽並了解他人、堅強的責任感和指揮感，並替你所代表的人民作出做好的決定。” [编辑] 暗殺未遂
1981年3月30日，才剛就任總統69天的雷根，前往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飯店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的代表們共進午餐並發表演說。當雷根和幕僚們走出飯店大門時，埋伏在飯店門口媒體人潮裡的精神病患欣克利，以一把點22口徑的左輪手槍朝雷根射擊了6槍，中彈的除了雷根外還有白宮新聞秘書和保鑣等3人，雷根迅速被送至附近的華盛頓大學醫院進行緊急手術。 1發子彈擊中了雷根的腋下，距離心臟只有1英吋，雷根也因此得以倖免。手術進行時雷根還向醫生開玩笑道：“我希望你們都是共和黨人。”（雖然醫生並不是，但他仍回覆道“我們今天都會支持共和黨的。”）當第一夫人南希·雷根到達醫院時，雷根則以重量級拳擊冠軍傑克·登普西（Jack Dempsey）被擊倒時的名言向她開玩笑道：“親愛的，我忘記低頭了。”[14] [编辑] 任內重要法案
[编辑] 內閣閣員
[编辑] 最高法院任命雷根提名以下法官至美国最高法院：
[编辑] 批評雷根的個人魅力使他幾乎發表任何言論都能讓大眾接受，因此而獲得了“鐵弗龍總統”（意味著不沾鍋，沒有任何東西能黏住他）的綽號。他於伊朗门事件中否認他知情這項交易，但現在存於檔案庫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的引證則顯示出雷根知情，這可能是違反了美國憲法的，但他帶給公眾的形象卻是“偉大、堅強的雷根冒險試著以武器來交換人質的自由”。在1985年12月雷根寫了一份秘密的總統“調查”來記載這次“以武器換人質”的計畫。雷根時代的秘密文件本來可以從2001年開始被公開，但乔治·沃克·布什總統簽署了一項法案使這些文件將繼續無限期保密，使得人們無法得知更多這方面的資訊。由於美國在雷根任內對尼加拉瓜恐怖份子的支持而被国际法院判決有罪（尼加拉瓜對美國案），儘管联合国大会的決議要求美國服從判決[15]，但美國從來沒有付出賠款。 雷根的金融和減稅政策被批評拉大了貧富間的差距，他縮減社會福利和所得稅率則被一些批評家批評為是加惠富裕人口的政策。在他任內空前的國債成長也被批評將會危及國家經濟的健全。在1980年代解除了對銀行產業的管制後，信用合作社得以自由的將存款人的存款投資至商業不動產上（之前他們被限制只能投資住宅不動產），許多信用合作社開始進行風險性的投資。主掌聯邦對產業管制的聯邦房屋貸款銀行（Federal Home Loan Banks）試圖限制這種風險行為，於是開始和雷根政府的政策產生衝突，雷根希望對大多數產業撤銷管制—包括銀行產業在內。雷根也因此拒絕向國會遞交聯邦房屋貸款銀行的預算審核，這項衝突使美國損失了$1,500億元而且幾乎導致了信用合作社產業的崩潰。 自由派也批評雷根強硬外交政策可能導致核子大戰的危機。批評家指出雷根忽略了在中南美洲和南非的人權問題，雷根對於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支持也被非裔美國人強烈批評。雖然雷根也試著結束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並實行自由化，但他反對向南非實行經濟上的制裁，認為那是“表面上看似有益的制裁計畫，事實上將會縮減南非政府的影響力，並讓許多南非的好人承受經濟的困境。”(Donald T. Regan, "For the Record") 西歐國家的人民則視雷根為相當特殊的美國總統。雷根雖然得到英國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的大力支持，但他在英國也被許多媒體諷刺為腦筋遲鈍、要不就是老態龍鍾的，這種諷刺也是被許多實際發生的意外所促成的。包括1985年11月9日他在演講時忘記了戴安娜王妃的名子，在猶豫一會兒後他稱之為“大衛王妃”，造成廣泛的嘲笑。[16] [编辑] 醜聞和爭議雷根任內發生的起次醜聞造成他的數名政府官員被定罪。最知名的便是伊朗门事件，秘密販賣武器給霍梅尼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政權，並將販賣所得利潤支援尼加拉瓜的反共游擊隊。10名政府官員被判決有罪，包括對國會撒謊、對稅務局撒謊等。不過，雷根在為此進行道歉後安然度過醜聞。 雷根任內也發生其他幾件醜聞；有一件牽扯到了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幕僚。一名雷根競選總統時的贊助者後來獲得雷根政府補助他對低收入住宅的建設，卻沒有詳細檢查其背景資格。而另一位競選時的贊助者，則獲得前環境保護局局長詹姆斯·瓦特協助他向政府進行借款和抵押，還獲得了遊說的報酬，六名政府官員因此被定罪。 許多其他的醜聞在雷根的八年任期中也不斷發生。雷根的助手Michael Deaver和Lyn Nofziger也因為進行遊說被判罪。 [编辑] 宗教信仰雖然雷根成年後很少出席教堂，但他自幼便是一個基督徒，而且時常向基督教團體發表演說。1978年3月雷根寫了封信給一名衛理宗神職人員，這名神職人員對尼西亞信經抱持著懷疑論—並指責雷根是“主日學校層次的神學”—雷根堅定的支持尼西亞信經，並引用了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的三難困境（Trilemma）。不過在雷根的國葬上並沒有依照他的信仰和願望來進行，而是進行了多種信仰的儀式。 [编辑] 退休後生活 | |||||||||||||||||||||||||||||||||||||||||||||||||||||||||||||||||||||||||||||||||||||||||||||||||||||||||||||||||||||||||||||||||||||||||||||||||||||||
